读名人传记，常感到造化弄人。有的人，命运真是出奇的好，一辈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着他；有的人，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，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让他碰上。每想到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，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。
作为同是大师级历史学家，年龄仅相差五岁，且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也大致相同，其命运的好坏却判若云泥，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。
在中国，就家学渊源、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，综合而论，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未有，谁会怀疑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，不会有惊人的大成就呢？事实却不然，他的学术之路真是坎坷晦暗。似乎命运女神总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，不断给他挖坑设绊子，令他跋前踬后，学途蹭蹬。
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，怕也是图省事。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，顺手把有关资料，以及自已的考证、注释、心得，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。久而久之，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，待时机成熟，稍加整理，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。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，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，除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，其未来的学术著作，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。因而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之所在，丢失了书籍也就等于丢失了自已的学术专著。然而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。
1937年7月，日军进占北平，清华南迁，与北大、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，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，于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。离京前，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，托友人寄往长沙。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，书籍尚未邮到，可战火已经逼近，临时大学再迁云南，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。待他离开后，书籍邮到，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。1940年暑期，陈寅恪去香港探亲，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，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，困居香港。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，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。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，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，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，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很是叫人哭笑不得。1955年，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，说在海防旧书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，准备寄还给他。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，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。接着的消息叫他有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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