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个原因，是《参考消息》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做了好事，时间刚过不久，读者还没有遗忘。特别是《参考消息》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基层后，初次接触到它的读者，看到了它的大量独有报道是其他媒体上没有的。这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报道至少有两回：一回是《参考消息》刊登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同毛泽东、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；一回是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，《参考消息》一连20多天每天用两三个整版篇幅刊登国外有关的反应，与当时被“四人帮”控制的其他国内报纸大不相同。

　　第三个原因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规模落实干部政策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《参考消息》，它的读者是“限制性”的，对行政级别、职业性质都有规定，能够阅读《参考消息》，代表此人的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不知有多少干部、知识分子在“革命”和“专政”的口号下被取消了《参考消息》的阅读资格，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，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得以恢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落实干部政策，被取消阅读《参考消息》资格的干部纷纷要求恢复阅读资格，甚至把能否阅读《参考消息》当成衡量干部政策是否完全落实的标志之一。那时参编部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来信，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。过去《参考消息》一般都是邮局送到订户所在单位，由收发室分发，叫做“集订集送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由于各种变化，读者纷纷要求邮局直接送到户。这些都迫使参编部和邮局打交道，替读者呼吁争取。

　　第四个原因，是当时发生的和我国有关的几件大事，吸引着读者想从《参考消息》上得到更多的消息，这就是中美正式建交、邓小平访美和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。尤其是后者，当时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日战报，新华社不作公开报道，而由《参考消息》独家公布，只有《参考消息》的读者才能了解每日战况。

　　上述四个原因，又可以归结为两方面，即行政力量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和《参考消息》本身确有独家报道的优势。这两个方面，对于《参考消息》的发行量能够攀上巅峰大概有密切关系。

　　突破做《参考资料》“摘要版”的传统